“被”字蹿红2009：学者称公民社会正形成

7月末发布的这份统计数据，推高了“被”字热潮 新华社 发

被统计数字“幸福”地笼罩着的公众，以“被增长”调侃数据 新华社 发

著名之“被”

>>被增长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数据，称“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638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增长8.1%，远超上半年7.1%的经济增速”。如此情属实，则意味着居民收入首次赶超了GDP增速。各阶层公众对此很认真，在网上开展了“晒工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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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9日，网友“夏余才”在其博客上首用“被增长”一词，意指实际没增长，但在统计数据中却被指增长了，使我们都被统计数字“幸福”地笼罩着。这一感受得到了绝大多数人们的赞同，同时也得到了央行最新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的印证。

>>被就业

7月12日，名为“酱里合酱”的网友赵冬冬在论坛上发出《应届毕业生怒问：谁替我签的就业协议书？注水的就业率！》的帖子，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已经与一公司签订了他的《就业协议书》，而自己连这个公司都没听说过。一时间，“被就业”迅速蹿红网络，很多曾经有过“被就业”经历的毕业生纷纷跟帖发文，矛头直指近几年高得有点吓人的高校就业率。很多大学生看到自己“光荣”地“被就业”，忍不住讥笑：顶着早已“就业”的帽子，在拥挤的人才市场里寻找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被小康

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意”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被小康”了。

>>被失踪

2008年12月，《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采访时神秘失踪，家人报警求助，山西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认定为“失踪”，并声称“人命关天，我们会全力查明真相”。14天后，家人却接到河北警方电话，被告知关键涉嫌受贿被刑拘。随后，山西警方表示他们事前就已经知道情况。

自打现代汉语出现那天起，“被字句”，恐怕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活学活用过。

“被小康”、“被就业”、“被增长”、“被自杀”、“被自愿”、“被退休”、物价“被下降”、家里“被用水”……小小介词“被”，伴随着一个个看似荒谬的搭配，不经意间，迅速蹿红网络与主流媒体，并日渐铺陈至人们的日常生活。

或许，“被××”的发明者并未预料到，一己一时的情绪表达，会引发如此波澜壮阔的群情涌动：质疑、委屈、愤怒、指责、无奈、调侃、无聊，畅快淋漓地在“被”字旗下倾泻而出。

于是，形形色色的解读，再次把公权力、社会诚信、权利诉求等摆到了公共舆论的显微镜下。有人说，“被”现象折射出了普通百姓挥之不去的“被动性”命运；有人说，“被”现象扭曲了中国社会，背后隐藏着对社会基本规范及公权力的信任危机；也有人说，“被”现象预示着公民意识已深入人心，公民社会正在逐渐成型。

中国进入了“被时代”？听似“惊艳”，却并不荒诞。

“被时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经典声音

滥用公权和信息不透明，是一系列“被”事件发生的祸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

从百姓角度看，那些“被××”的人一般都是弱势群体，面对的往往是强大的公权力，“被”字句红极一时，表现出的是公众对个体权利的无奈诉求。与其被动回应，让人们看破更多的‘被××’，不如由公权部门主动站出来用事实说话，尊重公众感受，不讨厌，不回避。否则，在公共舆论场，公权部门只会成为被调侃的对象，更多地陷入‘被××’的舆论漩涡

———广州市社科联研究员李明华

“被××”现象正是公众以带有民间智慧的幽默来提醒和监督少数公权部门，别让随心所欲的浮夸、谎言或敷衍，把一口“金牙”搞成“烂牙”。反思“被”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家公民、公权部门与公共舆论更该做的功课

———知名媒体人陈扬

“被时代”的出现是公民具体权利多方面觉醒的表现，也是公权力及时自我矫正的过程。如果舆情进入“被时代”，公权力还停留在“躲猫猫时代”，实在是一种盲目自恋的悲哀。公权应该主动结束“被时代”，那就是让权力内敛，让权利伸张

———社会评论者燕农

2004年1月，周鸿陵把“新民”再次易名为“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并出任院长。2006年12月正式启动了公民远程教育项目，在网络上设立公民教育内容，在上海、广州、河北、山东巨野等地设立公民远程教育学习小组，编辑公民教育的学习期刊《学习通讯》。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专家曾经表示，周鸿陵的公民教育无非是一场“乌托邦梦想”。但周鸿陵认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转型时期，有人说我是在搞乌托邦实验，我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没有敌人

周鸿陵回忆说，在进行“天村”实验时，不少基层领导害怕民主培训会加剧那里已经很紧张的干群矛盾。因此，有时会设置障碍，甚至还派人24小时盯着项目培训人员。

“农民根本没有这种自治意识，以前基本是乡里指派村里宗族势力大的的人做村长。农民都自己忙自己的活，一开始很排斥我们。”周鸿陵意识到公民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周鸿陵描述“天村”实验的目标：首先让村民了解什么是公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以及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向村民们讲解选举与投票的知识，怎样投票、如何选举。

让周鸿陵欣慰的是，村民们的权利意识慢慢发生微妙变化，对农村社会的参与程度也有所提高，“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维权还只是按照传统进行的话，就会发生以暴制暴。”

周进一步说，“我不赞成杨佳等人的暴力维权，我更认同理性维权。我反对一切暴力，反对政府暴力，也反对个人暴力。”周的理由是，好的秩序不能用暴力来制定，而是要建立一种协商机制，这就要求提高个人的公民素质。

“爱受到伤害，还要爱，我们没有敌人。”周鸿陵在采访过程中不时说出富有哲理的话。

从臣民到公民

梁启超曾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中国旧思想“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这些年来，在民间NGO的推动下，公民教育逐步普及，公民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从而促使各级政府从“替民做主”向“让民做主”的决策方式转变。

从2004年开始，每年两会期间，一名叫熊伟的单身汉，怀揣草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希望征得代表们的支持，5年中，他已累计获得上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支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后，海归博士吴君亮和他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持续不断地向几十个中央部门、近百个地方政府发出了上千份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最后成功地推动广州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公布了部门预算。

2007年5月30日，厦门PX(对二甲苯)项目对外宣布暂缓，这项原本旨在大幅拉动厦门GDP的化工工程，因为市民的“集体散步”而暂停，其缓建的结果也被外界普遍视为“公民理性维权的集体胜利”。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8.64万个。而据非官方统计的数字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民营研究机构开展的学术活动为知识界与公众搭建了沟通的平台，比如茅于轼等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天则论坛”、传知行研究所的“公民转型论坛”以及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等。

2005年5月21日，作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全国研究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研究机构——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为其揭牌。

在此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公民社会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认为，中国正在从“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但是目前处于公民社会的入门水平，距发达国家模式还有很大差距，与公民社会的理想境界则距离更远。

“不管是个人还是他们集合起来的国人，在皇帝的家天下，都是臣民。尤其在清代，国人都是皇室和旗人的奴才。在现代之初，关于‘人民’‘公民’的话语建立起来之后，国人才逐渐摆脱了‘臣民’身份。”袁瑞军说。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景鹏认为，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国家不能很好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公民不能很好尽义务的情况。“在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形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博弈和法律对公民的制约。而这些都是通过制度性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制度性手段便是民主与法治。”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几十万志愿者和许多民间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将此说成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也是有道理的。”李景鹏说。

“正在兴起的中国民间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民间组织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