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战国后再无“论战”？

为什战国后再无“论战”？

祁建平

我们只有一个法理学派而西方法理学派别林立；西方法理学自古希腊到后现代“论战”不断，新思维、新视野、新观点迭出——与此对应的是新法学流派不断诞生，而我们徘徊于古人与前苏联之间哀叹法学的落后（上世纪70年代末，戴逸老先生就提出“法学幼稚”。1985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了“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会议主题之一就是“关于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和法制建设”，等等）。

遥想战国辉煌之“百家争鸣”，有感于哈特与富勒的“世纪之战”，常和学生（印象很深的是甘政法2000法学杜文贤、陈丽、马一鸣，肇庆学院2003法学赖雪花、赖立明等）讨论：为什我们战国后再无“论战”？在我们看来：

（1）从历史传统看，中国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推行文化专制，强调（甚至以刑罚手段）“思想统一”，愚民政策极大压抑和束缚了新思想的萌芽、传播、交流、发展。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之“文字狱”即为佐证。

（2）从伦理观念看，国人将“尊师”、“尊前辈”极端化（“尊师”、“尊前辈”本身是一种美德，但不能将其极端化），将其与质疑推翻老师前辈的思想观点对立起来，没有“班门弄斧”的想法和勇气。亚里斯多德敢于“背叛师门”（他对此解释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孔子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绝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与恩师唱反调”。在师徒关系上，我们的理想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色度的加深而非色系的改变——换言之，量的累进而非质的改变（也许严复之言打中了要害：西人重新颖，国人重博学）。所以，我们多的是“才学五斗”的文人墨客，缺的是催生“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巨匠。

（3）从思维定势看，国人对论点的求证满足于“引经据典”——尤其对“名人名言”情有独钟，多附和、赞同，言仿效、吸收，缺甄别检验乃至“否定之否定”。对很多“问题”（姑且这么称谓，有些其实早已不是“问题”，有些则纯粹是“伪问题”）的“求证”，流于肤浅的老生常谈和逻辑链断裂随处可见的“思辨”，缺失的踏踏实实的实证研究分析。达尔文当年为积累第一资料，乘“贝格尔”号横渡大西洋、太平洋，经澳大利亚，越印度洋，绕好望角，历时五年环球科考；龙勃罗索为经验“天生犯罪人”理论，亲手解剖过3000多具尸体…这些经典的实证研究，我们有吗？

（4）从社会环境来看，碍于面子、人情、利益等等，我们远远没有形成正常的学术批评或批判的氛围。一本书出来，喝彩的人多，质疑的人少（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可谓“最有人气”的一本书，“给中国的法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可是，细读之下却发现：一本以“法治”作为核心主题的学术著作，竟然没有一个有关法治的作者自己的定义。既然不知道作者的“法治”是什么，也就无法质疑中国的“法治”有没有“本土资源”，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①]

（5）从教育目的看，古往今来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在思想观念上“划一”的“有用之人”。既然大家的思想观念都是相同的，那还争论什么？“论战”又如何发生？

[①] 这里只是举例，不能视为对苏力和《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不敬”，因为“法治”的确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但含义及其混乱的一个词，所以我认为作者因此应该给出一个相对意义确定的定义，然后由此出发去讨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也好让读者去评判有没有本土的法治资源或者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