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法治社会”成拒绝“法治”的借口

张楠之 评论作者

河南信阳女子“小美”发帖称遭当地官员灌醉后强奸，小美表示事发后曾到派出所报案，但警方表示这是法治社会，当事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对此事未侦查立案。11月20日，记者获悉，信阳市委、市政府对此事作出指示，要求加强办案力量，涉嫌强奸的伍自权已被刑事拘留。(11月22日《京华时报》)

这起案件可谓是一波三折。受害人小美在事发一天后即到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却拒绝立案，理由是“当事人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导致他们“无法立案侦查”。在报案10多天后，小美即向有官部门投诉，获得了有关官员的批示，但这些批示也没能促使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也没有立案，只是在报案的第26天对嫌疑人进行了一次传讯。

其实，即便是事件在网上曝光之后，当地警方也是无动于衷的，直到传统媒体介入，引起了信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市委、市政府指示要求“依法处理”的情况下，嫌疑人才因“涉嫌强奸”而被刑拘。看来，曝光的范围和“批示”的级别对事件走向的影响非常关键。

当初之所以当事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就不能立案，派出所给出的说法是因为“这是法治社会”。意思就是说，法治社会重的是证据，既然没有证据，那就不能立案，否则就是在制造冤案。听起来，其中的逻辑似乎是对的，因为在法治社会，疑罪必须从无。但是细想之下，这却是一个诡辩的逻辑，因为，“疑罪从无”指的是审判定罪的阶段，而小美的案件仅仅是处于立案阶段，如果连立案都不能做到，也就谈不到调查，又如何获取证据呢?而要求报案者提供证据的要求是荒唐的，因为很多情况下，报案者或受害人可能无法提供证据，必须靠警方在立案后动用侦查手段去获取。所以，所谓的“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就不能立案”完全是个彻头彻尾的搪塞报案人的借口。

更诡异的事情在于，既然立案的前提是由报案人提供“有效证据”，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在没有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在市委、市政府“作出明确指示”后，却又能立案并迅速将嫌疑人刑拘了呢?要知道，刑拘的前提不仅是要有“有效证据”，而且是要有足以认定基本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这证据又从何而来呢?立案的标准，到底是由报案人提供“有效证据”，还是要有实权领导的批示?如果领导的批示比“有效证据”还有效，那这到底是“法治社会”，还是“人治社会”?

真正的“法治社会”里，即使嫌疑人真的就是作案者，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加以证明，也只能“疑罪从无”，不能将其治罪——使一些恶人被放过，是法治社会必需的代价，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会被冤枉。但是这么做的前提依然是，必须通过缜密的侦查来最终证实过硬的证据是无法获得的——这个前提的前提仍然是立案。如此看来，“法治社会”的说辞，不过是拒绝“法治”的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