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9月26日 13:55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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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不同的“共识”。在一神教(如基督教)的社会里，比较容易自然形成相当程度的价值共识，这种宗教曾经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之中。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已经退入“私人”的领域，尽管它对人们的伦理、道德共识仍然在发挥影响。

在出现一神教之前，神话对古代社会的共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古希腊，相信宙斯，或雅典娜，或赫斯提，或赫耳墨斯，都可以在群体中形成信仰的共识。这种宗教与后来的体制性宗教是不同的，所形成的共识也是不同的。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孕育的结果，一种无须权力强制便得以实现的共识，一种“用同一种方式的思考”。

那种相同思考方式的共识，它“没有一个圣职团体，……更没有教义，没有信经，……没有神学。在既没有书本，也没有教会的宗教中，这一切都不存在，因此，在这样的共识中，“‘相信’不是与实践分离的，宗教没有跟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整体分离”。

相同思考方式的共识与理性说理形成的话语共识是不同的。话语共识是一种宗教之外的政治性共识，它的形成和变化机制是“说理”，它的条件是独立、自由、理性的思考个体。自由、理性公共生活及其共识便是有这样的个体形成的。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种以理性为核心的共识机制。柏拉图批判旧的共识培育方式，包括那些他称为“神话”的，被发明出来教育孩子们的故事和寓言。柏拉图要向孩子们教授从新的信仰与理性角度来形成的哲学新话语，如韦尔南所说，“在神话故事中，有着某种理性，在诡辩家的话语中，有着另一种理性，而在哲学家的信仰中，又有了一种”。

在这种哲学理性与信仰的共识机制中，哲学家不只是一个智慧的个体，“哲学家(智慧之友)扮演一种学校的角色，他有他的学派和被他打上印记的弟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争辩、辩论是一种不再以诡辩的那种“战胜”和“拉到我这一边”为说服目的的争论。

哲学与诡辩说服的区别在于，“在哲学家眼中，诡辩的说服的目的在于战胜对手，把他束缚在一种奸诈的辩证法的联系中，使他哑口无语，乖乖交出武器。跟学生的对话正好相反：他闭口不是因为说服(peitho),而是因为信任(pistis)。这个词，后来说的是信仰，指的是信任;老师并不试图战胜，也不想让人闭嘴”。

这种话语是为了建立一种可以称作为“真理”的共识，“他在提问与回答的游戏中，在一种生动的话语中试图做的，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说，是人他自己的话语诞生在他弟子的口中。不是一个个体在一种矛盾的争辩中的胜利，单方面的胜利，而是真理的胜利”。共识与真理、真实的联系便是从这里来的，而惟有真理和真实才是普遍的，永恒持久的。这虽然未必总能在现实中实现，但却是一个值得坚持，也值得我们有所不疑的信念。

古希腊的哲学说理开启了后来的启蒙理性及其公共话语理性。这种公共话语理性与神话的那种说服是对立的。在现代社会里，起作用的当然不是荷马史诗或其他神话里的故事，而是另一种神话，它由政治意识形态所编织，有它的英雄人物、神奇传说、魔力奇迹、光辉使命、永恒秩序。它成为一种被称为“信仰”的寓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能够使所有被它洗脑，受它掌控的人们具有相同思考方式。

公共话语理性与哲学家轻视的那种诡辩的关系则要复杂一些。这是因为，诡辩与修辞学有关，而在公共生活中修辞学又确实可以发挥的造就共识的作用。话语的公共层面，在政治意义上的那个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修辞的程序，公共集会上的辩论、法庭上的审议，以解决过去并不同意公共程序来解决的事情，如私下的报复和仇杀。由于修辞说理，城邦建立起一些共识必须的机制，把司法掌握在手，建立起法庭，然选举出来的法官担任仲裁;双方彼此争执，但都必须以理服人。

单纯修辞的说理尚无法建立持久的共识，在善于蛊惑民众的演说家那里，话语具有一种近乎魔法的力量，诡辩家高尔吉亚(Gorgias)以炫耀口才著称，他身穿鲜红的衣袍，雄辩滔滔，可以几乎随心所欲地左右听众的情绪和意向。希特勒也有这个才能，这种蛊惑所形成的共识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把整个国家带向可怕的集体灾难。

在现代社会里，形成共识的不是神话，也不是诡辩，而是基于自由、理性个人的公共话语。话语对于建立共识的作用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大多数的公民具有什么样的话语能力——如何倾听和分辨别人的说理，自己如何说理，如何尽可能地用真实、真相的要求来衡量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有理。只有真实的公共话语才有助于形成具有普遍真理价值的共识，而只有在自由、平等、宽容、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真实公共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