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惑之年的杀手

福建南平市校园血案发生后，我连写三篇评论，除了分析凶手心理，主要探究了和悲剧事件相关联的社会因素。对南平血案凶手郑民生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广东雷州市又发生血案。接下来又连发三起杀幼案，导致本人情绪糟糕到只适于剧烈运动，浑浑噩噩竟写不出一段可成篇章的文字。

此时继续探究惨案的社会因素显然不合时宜，既如此，现在我聚焦于“个人因素”，说个“人生话题”罢了。

三十五天内接连发生五起校园惨案，我们从中可以“提取”到的凶手的第一个共同特征是“失意者”；第二个共同特征为“报复社会”，凶手都和被害人没有利害关联；第三个共同特征是，凶手均为壮年男性。其中，福建南平市的郑民生43岁，江苏泰兴市的徐玉元47岁，山东潍坊市的王永来45岁，被称“精神病”的广西合浦县某男四十左右，广东雷州市的陈康炳33岁。

四十岁的字眼，在这里非常扎眼。公众一般认为，人生的青少年阶段非常危险，然而，青少年犯罪中，却罕见“壮年犯”这般“无直接利害”的杀幼暴行。许多人突然有所感触：人生的中年阶段，也非常危险；壮年犯罪，罪业往往更令人齿寒，令人发指。

把四十岁称为“不惑”或“不惑之年”，语出《论语·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谈了一下个人成长发展的一点体会，说自己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能够明辨是非而不再疑惑。

“惑”，是一种与健康心智相伴始终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没了“惑感”，那只是说明他失去了解惑兴趣和探究欲望，并不是真的“不惑”。健康、智慧的人生，本该始终存疑而不过敏，解惑不止而始终不至于走火入魔；而待到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不惑”，或许就已经是个“老糊涂”加“老顽固”了。

我不否认心智发展和年龄、阅历有关。收集特别杰出之士的阅历、事迹资料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才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是由于他们在二十岁时，就具备了四十岁的人才能具备的经验与智慧。这样，和同龄人相比，提前二十年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若不出大的意外，自会步步领先、成就非凡。

人到四十，心智发展到顶峰，成熟到熟透。尤其对四十岁的男人，大家使用种种溢美之词从不吝啬。当然，这溢美之词只冲着成功者招呼；而对四十岁的失败者，人们通常以漠视的方式，给予其无形而严厉的惩罚。

年轻若无特大失败，可以说“年轻没有失败”；四十岁不再年轻，人到此时还在失败者之列，成功希望则越加渺茫。年轻人“没出息”，机会还有许多，而四十岁还没出息，时不我待了。大器晚成者毕竟是少数，“生活四十岁才开始”，此言对成功者才有正面价值，而对挣扎者来说，前瞻四十岁人生转折点之后的“下坡路”，则难免黯然神伤。

人到四十“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责任到最大时期，承重到最重阶段，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生活，因为失败到没家没妻小才更糟糕。人到四十确实比青少年心理上硬朗些，但在家庭、事业、人际方面，他们因“顶梁”而遭遇巨大压力和复杂问题，所以常有超出其自身承受能力、认知能力的情况。

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四十岁左右的占有欲均达到人生最强烈阶段，占有、扩张、侵占、补偿……欲望如狼，心机似狐。在丰富阅历基础上的攀比和不平之心滔滔不绝，在权力和财富欲望驱动下，也经常不自量力或不择手段。人生至此，或积爱为功，或积恨成疾。爱与仇，皆真真切切、扎扎实实。要做，谁也挡不住；既做，一不做二不休。

四十岁的人，对名利看得重，因为他们深切了解名利的价值。而追名逐利，这还不错，到真的一不要名、二不要利，就离“不要命”只一线之差了。可惜，四十岁的失意者，特容易走这个极端。本因追逐名利而痛苦，却演变成因追逐名利不得而不要命。

四十岁而决意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反社会、反人类”，几乎不会失手，他们知道怎样做能够实现心理、精神伤害的最大化。人到四十不想活，可不像青春期的迷茫或骚动，这时不想活，那是真不想活了。四十岁的生活之痛，痛感比青少年持久而深沉。青少年之死，不少是稀里糊涂的死，一时糊涂的死；而“不惑”之死，确实多是死得明明白白。

“壮年犯”犯罪具有凶残、狡诈特点，这本属于“正常情况”。让我有些郁闷的，是中年人“不要名的不要命现象”。中国人有“人过留名”的老传统，历史上实施扩大性自杀、执意不要命的人，通常会刻意留下一个正确或者可博取社会同情的理由，这才合乎人类之常性。可是，如今中年人极端恶性的“清醒犯罪”，偏偏一点声誉都不讲，对身后名声一点都不在意。此处显示，中国社会人伦之变，似乎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值得深思和担忧了。

四十岁，实为大惑之年，诸般理由一言难尽。四十岁人的现实和精神需要关注，关注中年失败者的状况尤其需要，而有效的关注并不是对他们宣传讲理。只要社会上的“掠食者”不过于贪婪、凶残，正常社会的正常人，劳动二十年后自然就会有个家，活得像个人样。如此解惑，效果最佳，大惑之年酿出的祸自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