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表达的秩序有助消除暴戾

从校园到企业，从城市街头到公共部门的办公场所，近来，屡屡发生的自杀与他杀事件，让我们时常感受到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一种暴戾的气息。阅读这些蔑视生命的社会新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直接诱因与情节构造迥异的事件之中，却存在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共性———那就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在用一种以毁灭生命为特征的手段，野蛮地攻击另外一些他们可能素不相识的人，或者野蛮地攻击自己。因此，这些行为都是一种对生命的暴戾的隐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综合起来进行观察和分析，除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弱者攻击弱者”的结构性特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价值与文化意义正在被血淋淋地生产出来：尊重生命的人类基本伦理正在被一种新的暴戾的社会实践所颠覆，人与人的关系演变成一种极度危险的关系。

当一个暴力实施者向非利益相关人、一些陌生的无辜者发起致命攻击的时候，他必定怀有对他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刻骨仇恨。尤其是当这种仇恨不再具象化，不再指向某些具体的利益相关人，而是指向整个抽象化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文化出了什么问题？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人类世代求索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建设出一个更好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的标准是复杂的，在这里，我并不想更多地讨论政治经济结构上的社会，实际上，21世纪的中国可能是1840年后经济上最富足的社会。我更多地想讨论的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文化中去除暴戾的文化取向。

对草根阶层来说，任何社会不满都是基于与具体生活内容有关的细节，空洞抽象的理论辞藻只是社会精英的话语。在当下的中国，无论是住房、医疗、教育还是就业、物价、公共服务，可能滋生社会不满情绪的具体问题多多，这不仅是由问题本身决定的，也和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预期有关。换句话说，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治疗显性的“疾病”，也需要治疗隐性的“疾病的隐喻”，没有后者作为文化手段调试社会情绪，即使我们在物质上全面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们仍然可能无法抚慰预期也随之水涨船高的公众的普遍焦虑情绪。

如果我们能从文化上干预“疾病的隐喻”，也许癌症就可以不仅仅象征死亡，还可以象征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我的母亲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最初我们向她隐藏了真实的病情，但后来因为治疗的需要无法继续隐瞒下去，就告诉了她真实的情况。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她如常生活，平静地安排好所有的事，包括自己的后事，然后从容而去。正是因为她对一切的知情，才能有这种从容和坦然。从这件事情里，我获得的启发就是：一切真正的秩序都必须建立在真实表达的基础之上，依靠谎言建立起来的秩序注定是无比脆弱的。无论是具体的生活细节还是抽象的社会生活，我们无法预期完美，也需要对不完美有坦率的表达和平常的心态，最可怕的是我们用谎言提升了别人的预期，却在最后用残酷的现实粉碎别人的安全感和意志力，人为地放大了绝望。实际上，绝望从来不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客观现实，而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建构。如果在绝望里只剩下负面的意义，绝望就真的会成为绝对的绝望，如此绝望的人就会走向极端。如果一个人在绝望里仍然怀有某种希望和积极的心态，绝望就是相对意义上的绝望，他就很可能保持理智和理性，而不会有过激的行为。

离开个体，就社会整体来说，一个现代分工条件下的分化社会，一个剧烈转型中的社会，不仅社会问题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也是高度分化的。而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是讳莫如深，还是坦诚面对；是避重就轻，还是开放讨论，都是不同的社会治理路径，也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后果。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一个理性化的、平等的和矩阵式的社会，不同阶层依赖于公共媒体的渠道得以保持沟通，并在这种沟通中在基本的价值伦理上达成并分享共同的意义系统。现在的问题是，关于暴戾行为的解释，更多的时候缺少来自底层的声音，而那种声音，对消弭这种倾向是至关重要的。

最可怕的是我们用谎言提升了别人的预期，却在最后用残酷的现实粉碎别人的安全感和意志力